社保费率,从何降起?

来源:养老新概念作者:日期:2016-10-21


3月21日,上海市政府发布消息,决定下调养老、医疗和失业保险三个险种共计2.5%的单位缴费率。在多地先后启动降低社保费率措施的同时,阻力和质疑也从未消减。


现状——

水涨船高的五险一金成为加薪的阻力


拿到上个月的工资单,冯林有些哭笑不得,应发工资看上去挺唬人,有9819,也算是小一万了,可紧挨着的一栏实发工资,只剩下6957,心一下子凉了半截。硕士毕业至今,冯林已经工作五年,面对实际到手不足七千的收入,他更多的是无奈,单单是养老保险,每月扣掉小一千,可这钱等我退休以后究竟还能值多少?


在一家IT杂志社工作四年的吴英娜同样对每月数额不菲的养老保险心存疑虑。距离退休还有二三十年的时间,期间变数很大。如果我不能在北京连续缴纳十年,最后回到老家领养老金的话,就只能按照省平均工资来,那现在在北京的高缴费肯定是要吃亏的。吴英娜琢磨着,倒不如养老保险少扣些,个人也可以选择购买商业保险进行补充。


    去年春天,张思雅跳槽到目前的公司,老总给她开出了8500元的月薪。8500听起来挺高的,但扣完五险一金和所得税,实际到手的工资最多剩下四分之三。不过,相较于之前公司而言,这家公司至少算得上正规。


以前公司规模不大,工资实际是分两部分发的,一部分是按照五险一金缴纳的最低标准来,另一部分则是绩效工资,入职时,张思雅被要求在财务那里登记了两张银行卡,绩效工资部分跟五险一金不挂钩,说是给员工增加些实际到手的收入,其实主要是公司希望减轻些负担。


对于企业的压力,在人力资源部门工作的徐铭颇有体会,以税前月薪一万为例,企业的用人成本其实要多出四千多。作为员工,自然都希望能够加薪,但随之水涨船高的五险一金很可能成为加薪的阻力。徐铭举例说,一个员工从月薪八千提到一万,企业要额外为其支付的五险一金就要相应多出一千左右,实际用人成本的增加并不是表面看到的两千而是将近三千。


只是需要有个社保连续缴纳的记录


2005年注册公司算起,秦磊已经在中关村打拼了十年有余。公司主要做电脑零售,如今行情不景气,员工只剩下七个人。


这里面真正缴纳五险的也就四个,还都是按的最低标准。秦磊坦言,他们并不指望到时候用这些保险看病或养老,只是觉得在北京长期发展的话,需要有个社保连续缴纳的记录,毕竟很多地方会用得到。

由于户口在老家青岛,秦磊前些年一直都是以当地失业居民的身份单独缴纳医疗保险,直到2013年孩子出生,才特意转为在北京缴纳五险,孩子长大后要在北京上学,那就得有入学资格。现在政策随时变,谁知道等我们家孩子长到六岁那会儿,要求最低连续缴纳多少年,只能提早开始准备。


至于公司里不缴纳五险的,通常都是亲戚朋友介绍来打工的,顶多干上三两年,挣点钱就回农村了,压根儿没打算长留,更谈不上在北京养老。你说医保有用,可人家一二十岁的年轻小伙子,一年都看不到起付线,在起付线之内还是要自己掏,图什么呢?秦磊算过一笔账,以送货员每月实际到手四千为例,如果缴纳五险,公司要额外支付一千多元,意味着花五千多的月薪雇一个送货的,负担太重,显然不合算。而个人哪怕只需出三百,对他们来说,也相当于一年三千多元打水漂,倒不如把这钱直接涨到工资里来得实在。


几乎没有取出来用的机会,自然不愿意每月被扣这笔钱


作为创业公司合伙人,陈俊在社保缴费问题上面临着类似的窘境。两年多前公司刚成立时,陈俊甚至说不清自己究竟算创业还是失业,从社保和工资的角度来说,其实是进入一种失业状态,之前那么多年连续缴纳的记录就此中断,也不再有稳定的收入。刚开始的半年里,陈俊连工资都没有,五险一金更是无暇顾及,前期初创团队里,大家形成一种默契,都没有五险一金的概念,也不谈税前税后,只讲净工资。


去年3月,公司完成A轮融资之后,规模逐渐达到四五十人,包括五险一金在内的各项制度陆续被提上议程。即便如此,也并非实现全员覆盖。在办公室工作的正式员工,以及工厂里面从事研发工作的专业岗位,一般会把这部分纳入,但也都不是按照实际工资为基数缴纳,只图有个缴费记录,毕竟创业公司起步阶段都有很多困难。


而工厂里的一线工人,始终不在缴费范围内,工人流动性非常大,平均就职时间不超过半年,就算我们给他缴纳,他换到下家也未必能续上,那就等于是白白浪费了。更何况,他们也知道几乎没有取出来用的机会,自然不愿意每月被扣这笔钱。



观点——

养老保险费率所占比例最高,具有较大的降费空间


李珍(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)


多年以来,我国的五险总费率都处在40%左右的高位,而高费率引发的道德风险体现在企业少报瞒报工资基数,少报职工人数,非正规就业者的收入基数更是不透明。有研究认为,实际缴费基数大约只有应缴费基数的70%左右。另外,高费率还是断保的重要原因,所有这些问题最终都会减少保费的收入,也会影响到受益人的保障水平。降低费率不仅有利于减轻缴费主体的负担,也有利于提高参保率,控制逃费漏费的道德风险,提高社会保险制度有效的再分配功能。


尽管去年已经对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费率分别下调了1%0.25%0.5%,但由于这三项本身所占比例较低,减负力度有限,对企业来说,还是很难缓解劳动力成本高所带来的问题。相比之下,养老保险费率所占比例最高,达到28%,具有较大的降费空间。  


但我们也应看到,降低费率必须与制度的结构性调整和参量调整同步进行。无论是从制度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,还是从参保人的养老金待遇看,降低费率的同时都还需要通过夯实缴费工资基数、提高缴费年限等措施来扩大费基。


过去,主流舆论一直在推动职工养老保险向统一的方向发展,希望用一个制度覆盖所有人,但事实证明效果并不理想,费率就高就低都不行。尤其是全国各地差异巨大,收支情况各不相同,一刀切很难实现公平。


我们可以考虑在现有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之外,建立国民养老保险。前者以单位就业人口和中高收入的非单位就业人口为主要保障对象,在降低当前费率的情况下,提高其他条件,参保人尽较高的义务并可获得较高的养老金,即高进高出,确保中等收入者终生收入平滑;后者以非正规就业者为主要保障对象,以较低的费率和较低的资格条件参保和退休,政府给予制度适当补贴,低进低出,同样确保终生收入相对平滑。


这样一来,可以使更多人有与自己的就业收入和社保贡献相当的养老金收入,而不是一部分人被排斥在外,只有制度内的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制度。


主笔:宗媛媛

实习生 雒健晴

插图:宋溪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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